復和的事工

南非最近的經歷為聖經翻譯運動提供指引

從南非警隊離職大約三年後,神學生高爾澤(Stephen Coertze)意外地經歷到恩典與復和。

作為神學生,他們要代表神學院探訪教會,鼓勵人在財務上支持神學院,同時招募新生。1989年,高爾澤和其他幾名神學生在距離約翰內斯堡西南面約500公里的一個鑽石開採小鎮金伯利(Kimberley)的一所浸信會教會分享。那裏的會眾主要是在南非被稱為「有色人種」的混血種族。一如他們的黑人國民,有色人種在種族隔離政策下遭受壓迫。南非的種族隔離政策一直維持至1990年代初。

當另一名學生站在前頭開口介紹神學院時,國家的文化令高爾澤感到極其罪咎。他開始抽泣,然後站起來,向一群他根本不認識的會眾道歉。

他現在說:「我只是感到必須為此事道歉,即使自己並無參與其中,但我在警隊的參與或許有份於對這個社區所做的事,就是種族隔離政策所做的事。他們看待白人的方式,與我在他們中間身為白人。我沒有做任何要請求寬恕的暴行,但我是制度中的一份子。」

「對我來說,那是個非常激動的時刻,就是請求那些不認識我的人寬恕。」

驚訝的會眾也站了起來,有幾名成員說:「我們原諒你,我們不知道為何事原諒你,但是我們原諒你。」

這經歷深深地改變了高爾澤,並且塑造他邁向今天擔任威克理夫國際聯會執行總幹事的職務。

他說:「那是其中一個時刻 —— 無論在神學上正確與否,我並不在乎 —— 當我與神與人的關係都經歷重生。」

複雜的歷史

威克理夫國際聯會執行總幹事高爾澤博士

在許多語言群體裏,當聖經翻譯工作開始之前、期間和之後,都必須勇敢正視與種族、民族和文化的張力或壓迫相關的歷史。

高爾澤說:「聖經翻譯在很多情況下,發揮了醫治和諒解的作用,但是我認為聖經翻譯也被社會弊病所困擾,而很多時那並非本意。」

這情況在非洲大陸特別複雜。他說,殖民歷史距今愈近,人們如何初次獲得聖經的相關經驗,就可能愈痛苦。

他說:「有這樣的說法:『當殖民地主人來到非洲時,他們馬車上有兩門大砲,其中最厲害的是聖經,因為他們透過聖經造成最大的傷害。』另一種說法是:『當白人來到非洲時,他們有聖經,我們有土地。他們對我們說:「讓我們禱告。」當我們睜開眼睛時,我們有了聖經,他們有了土地。』」

一百五十多年前,莫法特(Robert Moffat)在今天的博茨瓦納,翻譯了茨瓦納(Tswana)聖經(茨瓦納社群也住在南非)。然而,當他看到自己的工作帶來其他後果時,他感嘆道:「我開始翻譯的那一天應當被詛咒。」殖民地政權利用莫法特的語言學成果,草擬了掠奪當地社區土地所有權的合同。

對於第一次獲得聖經的人來說,這是極大的矛盾。

高爾澤說:「一方面,(非洲人民)自己讀聖經可以體會復和的信息,並對他們的意義。但是後來,他們一面掙扎一面意識到 —— 這與傳教士向他們贈送的聖經並不一致,因它與隨之而來的殖民地企業連繫在一起。

「因此,同一本聖經有不信任的連繫,也有信任的連繫。」

真相與復和

邁林(Piet Meriring)教授在泰國清邁向2016年SIL ICON和威克理夫全球大會的參與者宣講。

高爾澤在碩士和博士學術研究上的推動者,也知道一兩件關於不信任與復和的事情。種族隔離政策在1990年代結束後,改革神學家邁林牧師獲曼德拉(Nelson Mandela)總統委任為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的委員。該委員會為種族隔離期間侵犯人權的罪行提供了一個論壇。受害者或他們的家屬面對犯罪者,後者經常尋求並獲得寬恕。當世界預期南非將陷入血腥內戰甚至種族滅絕時,恩典與復和取得了勝利。

邁林說:「那真是一次難得的體驗,讓南非的白人教會嘗試解釋為甚麼他們偏向種族隔離的神學,但最終醒悟過來,並為他們給別人帶來的痛苦請求寬恕。另一方面,其他教會(通常是受害者的教會)則表達寬容和恩典,並伸出友誼之手說:「如果你們懺悔,我們會接受你們的懺悔,並且擁抱你們。」

後來,邁林在南非威克理夫 Wycliffe South Africa 董事會服侍二十年,其中五年擔任董事會主席。他看到聖經翻譯與復和之間有許多交匯處 —— 當然,人要先接觸和接納神的復和信息。

他和高爾澤都知道這並不是那麼簡單。在翻譯過程中,外來翻譯員、顧問和贊助機構如何對待本地人,對聖經譯本最終是否被接受,起著重大的作用。本地機構在此過程中可提供極大的幫助。

高爾澤說:「他們接觸聖經和聖經進入社區的方式經過的過濾愈少,人們對聖經的真實性和聖經信息的接受程度就愈高。」

「教會兩邊站」

高爾澤在學術研究期間,曾在神學家博許 David Bosch 的圖書館工作,有機會接觸他的個人筆記和論文。一天,他找到南非總統博塔(P.W. Botha)和大主教杜圖(Desmond Tutu)之間自1988年開始的通信。杜圖告訴博塔,種族隔離無疑是個邪惡的政策。博塔回應說:「我在一個服侍主的環境下長大。在那裏,神的愛、祂的教會和祂的話語傳遞了給我,這一切,我心裏一直珍惜直到如今。因此在個人生活上的行事為人和擔任國家總統的職務上,我努力遵照基督教信仰的原則。」

高爾澤說:「所以,教會是埋入種族隔離政策的支柱之一。然而,在國家總統本人的話裏可看出聖經的價值觀,那指示他如何履行總統的職責。你可以明白非洲人會如何理解這番話:是的,我們重視聖經,但另一方面,這種壓迫政策也重視並從同一本聖經取得行軍令。你可以在整個過程中看到二元論。」

邁林說:「教會持雙重立場,南非白人教會(荷蘭改革派)站在施壓者的一方,甚至為種族隔離提供了數十年的神學理據。然而,絕大多數基督徒是說英語的黑人,他們當然站在另一方。因此,在南非進行這場鬥爭的歷史不僅是政治家的歷史,也是教會基督徒堅决反對種族隔離的歷史。」

博塔和杜圖分別代表著這兩方,都表示熱愛基督、教會和神的話語;但是他們對今天大多數人稱為邪惡的政治制度存有分歧。對此,高爾澤視為一個警惕的故事。

他說:「因此我非常罪咎,並且我深信翻譯員手握使用或至少實踐聖經解釋的大權,這或引起分爭,或帶來和解。在這種意義上,使用聖經解釋的人,可以提供聖經的人,可以解開聖經奧秘的人……都大權在握 —— 帶來醫治或導致痛苦。」

「在聖經翻譯事工上,我們奉命肩負起復和的信息。我們必須理解這個信息,因它在我們的動機裏,在我們向那些參與聖經翻譯的人所展示的榜樣裏,他們如何理解復和的信息。」

他補充,這表示任何參與聖經翻譯的人,都必須問自己一些棘手的問題,以及他們對那些過去被杜圖稱為「那些鼻子與我的鼻子不同的人」的態度。我是否視他們為基督創造的同一人類的一份子?我對我所服侍的人的態度如何?我是否以一種感覺自己比別人更重要的方式來為自己定位?與我一起工作的其他人呢?我如何看待我的同事?

「這在復和信息中變得非常關鍵。」

向內看

回顧自己在金伯利教堂的經歷,高爾澤視之為他與神與人復和這條終生道路的開端。

他說:「之前,我沒有對任何人懷有仇恨,所以我看不到我需要寬恕。然後突然間,你只是在自己的生活中作出些微改變,如何對待與你不同的人,不憎恨他們,不小看他們。⋯…即使我完全沒有意識到,我領悟到在自己生命中可能還有許多種族主義的元素。」

「因此,敏感度在一個人的生命中成長。你不能再以同一眼光來看人。我能真誠地理解,為甚麼基督徒不能與世界上的邪惡連繫,因為他們過著美好而敬虔的生活。我從沒有怪罪或試圖給基督徒加重負擔,然而,因著我們沒有意識到別人的背景以及他人對自己的看法,我們很可能過著如此敬虔的生活,卻沒有意識到自己對其他人造成的傷害。」

既縱向又橫向

2010年洛桑開普敦承諾 Lausanne Cape Town Commitment 包括了一份復和聲明 statements on reconciliation.,其中部分內容如下:「我們渴望看到世界各地基督的教會,那些與神復和的人,實現彼此的和解,並奉基督的名致力於按照聖經而建立和平的任務和奮鬥。」

沒有人會忽視這些聲明達成協議的地方,正是寬恕與復和奇蹟般地出現的同一個國家。

高爾澤說:「十字架的信息很明確,復和是既縱向又橫向的。帶領我們歸向三一神與基督的關係是縱向的,而彼此之間則是橫向的。在基督裏,祂把我們招聚在一個新的創造裏,祂創造了一個新的身體。」

他說,這直接指向以弗所書2章14節:「因祂使我們和睦,將兩下合而為一,拆毀了中間隔斷的牆⋯⋯」

高爾澤說:「祂帶來的和平不僅是為了寬恕罪惡,更是在人類之間,不同種族、不同民族的社群之間,實現和平。最後,我們所有人在神面前都有責任,和對世界有責任。在這裏,我們找到作為基督徒的行軍令,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是使命開始的地方。就聖經翻譯事工而言,我們負有復和的責任,我們無法逃避。如果我宣佈主耶穌基督為我的救主,那麼我已經成為整個事工的一份子。」

 

撰文: Jim Killam, 威克理夫國際聯會

聯會機構可下載文中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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