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聖經翻譯我學到了甚麼？

本文改編自芬蘭威克理夫即將卸任的總幹事蘇撒蒙（Hannu Sorsamo）於2023年8月7日在會員退修會上發表的演講。芬蘭威克理夫成立於1972年，自聯會前身，即國際威克理夫聖經翻譯會於1980年成立以來，一直是國際聯會的成員。

Hannu Sorsamo

2025異象

1999年，也就是我踏上威克理夫之路的前三年，世界少數民族語文研究院（SIL International）和威克理夫的機構，共同制定並發表了一份聲明，在聖經翻譯界產生了重大的影響。2025異象催促所有機構重新考量他們的取向和工作方式，好使所有需要翻譯的語言在2025年之前開展聖經翻譯。

現在，2023年，翻譯組織爭先衝向終點線，競相為餘下的語言開展聖經翻譯。還有其他語言留下給我們嗎？

2025異象在多方面都取得成果。它激勵了世界各地的人加入聖經翻譯運動。我們的威克理夫網絡已經從內在圈子轉變為開放的聯會。近年開展以至完成的翻譯，數目快速增長，顯然不是由於「我們更努力工作」，而是更多機構、教會和教會宗派正在參與這項事工的成果。

而實際地，不久，在2025年後某天，也許除少數例子外，翻譯工作便都已經在所謂的最後語言中展開。結果，聖經翻譯組織將失去他們最佳的宣傳口號。我們不能再以「許多人正等待聖經開始翻譯為他們的心靈語言」，來吸引教會和支持者。

完成翻譯所需的平均時間也縮短了。新約聖經現在通常只需五至十年就可以完成，而不是二三十年。那麼當最後的聖經譯本，經過查核、排版、印刷、奉獻禮並裝箱後，然後怎樣？

異象和影響

如果你認為我在哀嘆威克理夫的未來，因它的存在理由已經消失，或者說已經實現，那你就錯了。當聖經翻譯異象實現的那天，我們大可全心全意地慶祝，然後廢除我們的機構！

然而，2025異象不是聖經翻譯的異象。威克理夫國際聯會所描述的聖經翻譯異象，是讓每個人、每個群體、每個國家都能通過本身的語言和文化明白神的愛和話語，生命從而得改變。

爭先開展翻譯的反面，是它使人追求快速且容易宣傳的結果。按著芬蘭威克理夫公開的價值觀，這是我們希望抗拒的誘惑。並非每個譯本都能轉化語言群體的生命。雖然就聖經翻譯影響的研究少得令人嘆息，但我們都知道不是每個譯本都會帶來個人、群體或國家的改變。

一項在2014至2017年間在巴布亞新畿內亞進行，關於聖經譯本的使用情況，稱為SURAM研究的評估顯示，在二百多個新約聖經譯本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被廣泛使用，十分之四根本沒有被使用。這項罕見的研究甚至沒有試圖衡量帶來的影響，卻合理地得出結論，就是沒有人讀 —— 或聽 —— 的譯本，不會產生預期的影響。除非，我們將一些軼事也視為影響，例如有族人隨身攜帶這些譯本，以作驅邪。

然而我們如何知道某個譯本是否會對人的生命產生影響？我們如何從所做的工作到希望發生的結果之間，制訂一條可靠的路線？將翻譯事工與轉化個人、群體和國家聯繫起來的一連串事件是甚麼？對我來說，這是有關聖經翻譯的迫切問題。

巴布亞新幾內亞的SURAM研究，透過記錄和闡明威克理夫和SIL運動歷史上的一些弱點，為整個聖經翻譯群體帶來極大的幫助。SURAM報告敦促我們確認：

• 翻譯項目的效果和結果永遠無法得到保證；
• 我們低估了開始使用本土語聖經的障礙；
• 我們須重新評估某些傳統假設。

聖經翻譯的故事

根據SURAM報告，須重新評估的傳統假設之一，是我們的工作是向人提供其語言的聖經，而聖靈將會完成餘下的工作。

粗略而言，我們傳統的轉化理論是這樣的：我們的任務是將聖經 —— 或至少新約 —— 翻譯為當地語言。因人們正期待其語言的聖經，所以當翻譯完成後，他們會渴望得到一本。然後，他們會閱讀 —— 或聆聽 —— 聖經並成為基督徒。當個人回轉歸主，群體也會被轉化。這就是翻譯事工實現異象的方式。

這故事在威克理夫創辦人金綸湯遜（Cameron Townsend）的傳記，以及威克理夫和SIL運動的所有經典著作中，隨處可見，例如〈還有二千種語言〉一文。這故事最初讓我對聖經翻譯事工感到興奮，它也許也是驅使你加入威克理夫的原因。

唯一的問題是它並不正確。聖經翻譯很少 —— 如果有的話 —— 以這種方式帶來群體的轉化。這種情況肯定不會在非洲、亞洲或太平洋地區發生，而如今大部分翻譯事工就是在這些地區進行的。人們不一定得到或閱讀聖經譯本，閱讀聖經並不會自動使人歸主，個人回轉並不會自動帶來群體轉化。這故事中有許多一擊即破的環節，全都指向我們錯誤的跨文化假設。

我們文化的負擔

廣義來說，我們這群西方基督徒背負著後宗教改革、後啟蒙運動、個人主義文學文化的負擔。

我們假設每個人都應該要自己學習聖經。我們假設聖經本質上是不言而喻的。我們假設神透過祂的話語個別地向我們說話，而信心是透過個人閱讀聖經而產生的。唯獨聖經。我們假設當一個人信主後，他們可以選擇一間教會來參與，現在他們甚或可以在YouTube收看崇拜，和在Spotify 收聽講道。

我們西方人大部分都是在書本包圍下長大的，很多人活在單語環境中。我們的父母給我們書本閱讀，並鼓勵我們從小開始自己閱讀。我們假設加入—— 及離開 ——社群是我們自己的選擇。我們相信透過自己的行動，能大大影響我們自己的未來。

這些受文化影響的假設，一直引領西方的聖經翻譯機構。「最偉大的宣教士是母語聖經，因它從不用述職，也不會被視為外國人。」據說，金綸湯遜這句話在我們的宣傳推廣中廣為使用，但聖經真的是這樣嗎？

我很多在巴布亞新畿內亞工作過的同事可能認為，我以這國家為例，是犯了歸謬法（reductio ad absurdum）因擁有小部落民族和超過八百種語言的巴布亞新畿內亞不是很不同嗎？也許。但如果我們試圖將西方文化的邏輯套用在世界其他地方，我們是否犯下更嚴重的錯誤？因為我們個人主義的文化不也是很不同嗎？

讓我們聽聽SURAM報告再多幾項的教導：

• 在識字率低、書籍稀少和閱讀不流行的口述社會中，要閱讀像聖經這樣深奧的書籍，往往是很高的障礙。
• 缺乏教會領袖的支持是使用本土語聖經的主要障礙。如果牧者不說當地語言，或認為不值得這樣傳遞神的啟示，那麼翻譯便不太可能被使用。
• 在多語社群中，人們習慣在不同領域使用不同語言，但哪種語言才是心靈的語言不總是顯而易見的 —— 我們繼續假設透過心靈語言，神的話語會顯出一種獨有的豐富和清晰。

在美國的汽車旅館裏，出差的營業員可能會翻閱床頭櫃上的基甸聖經，並認罪禱告。然而，在西方文化環境外，任何人透過自己閱讀聖經而成為基督徒是十分不尋常的。反之，信仰是經教會的宣講、見證或奇蹟、異夢和異象來點燃的。那麼，母語聖經真的是最好的宣教士嗎？

個人的回轉還是民族的運動？

美國人馬蓋文（Donald McGavran）是20世紀最有影響力的宣教學家之一。他在印度長大，其後以宣教士的身分回去。馬蓋文強調民族運動對教會的出現和發展舉足輕重。他觀察到，在集體主義文化中，信仰並不是透過個人回轉而傳開的 —— 即單一心靈的轉化，而是當一個宗族或一個部落成為基督徒時，信仰才會傳開去。這種轉變的機制與宗教改革的遺傳 —— 或我們對它的看法 —— 所教導的非常不同。對於我們這些生活在個人自由優先於公共價值的文化中的人來說，信仰可能不是每個人的個人決定這想法，聽起來不僅陌生，甚至令人反感。

「戴偉恩定理」

幾年前，我跟「與聖經聯結」事工的先驅戴偉恩博士(Dr. Wayne Dye）談及沒有人使用的聖經譯本。根據戴博士多年的經驗，他說他觀察到有兩種情況令完成的聖經譯本對社區似乎沒有任何影響：

• 第一種情況，是語言群體中有一所運作良好的教會，但那教會不參與或沒有獲邀請參與聖經翻譯。
• 第二種情況，是語言群體中沒有教會，翻譯是與其他宣教工作、個人見證、教導和展示聖經在群體中的相關性，分開進行的。換言之 —— 這是我個人的理解，如果翻譯過程中沒有教會誕生，那麼完成的譯本便不會產生任何影響。

當我與同事或懷著善意的基督徒討論那些沒有人使用的譯本時，他們的反應往往是「神日後一定能把譯本從箱子裏拿出來叫人使用，即使它第一次出版時沒有人閱讀它！」

從那時起，戴偉恩的回應便一直留在我心裏，在這裏我逐字引用他的話：

「我從來不想限制聖靈，所以我永遠不會說它不會發生。但我確實認為我們必須留心察看神正在使用哪些方法，並遵從而行，而不是忽視證明祂使用那些方法的憑據，反倒自行以其他方式工作，然後求神無論怎樣都要賜福我們的工作。」

我們必須勇敢地自問，我們的工作方式是否偏離了我們的行動和異象之間的可靠途徑。我們所做的事情有多少是基於錯誤的假設？我們的行動在多大程度上幫助我們實現為自己設定的異象？如果它們沒有幫助，我們該如何改變？

我們是否有時會屈服於法利賽主義般的使命，即遵守大使命變得比我們行動的後果更為重要？

關於製成品

在「傳統威克理夫改變理論」中，材料製作是核心部分。翻譯項目的目標是製作一部聖經或聖經的一部分。在識字教育工作和母語為本的教育中，我們的主要貢獻往往是製作識字讀本、研讀本或教師指引。我再次以集體的身分評論我們西方的威克理夫和 SIL群體：我們非常擅長製作材料。

「如果你唯一的工具是錘子，那麼你往往會將所有問題都視為釘子。」按我的經驗，我們的工具就是翻譯和材料製作。因此，我們傾向將所有問題視為材料缺乏。解決未得之民屬靈黑暗的辦法就是翻譯聖經。解決文盲問題的方法就是製作識字讀本。

現在，你不應該認為我對本土語聖經或教育中的母語教科書不尊重！恰恰相反。如果我不高度重視這些材料，我就不會在威克理夫運動中工作近二十年。我堅信，為了使基督教信仰在群體中扎根，將神的話語翻譯成人們的語言是必要的。然而這還不夠。建造房屋需要的不僅僅是一把錘子。為了讓信仰誕生並扎根，你需要的不僅僅是一部聖經譯本。要實現優質的教育，你需要的不僅僅是研讀本。

跟語言和文化相關的障礙與信仰的文化調適

一個未被使用的聖經譯本提供了有力的證據，證明在該語言群體，基督教信仰目前的首要障礙並不是缺乏母語聖經。如果是的話，譯本便會被使用。

SURAM報告以及我們的集體經驗都告訴我們，個人、群體以至國家的轉化，面對著多種障礙，其中許多跟語言和文化有關。它們可能包括或不包括不識字、輕視自身語言、缺乏本土語的神學訓練、認為基督教不會處理相關問題，或許多其他只有群體自己才能察覺的問題。

縱觀歷史，基督教信仰的傳播跨越了語言和文化的障礙。在新約，我們讀到信仰如何跨越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障礙，就是它從猶太、希伯來、亞蘭的起源，傳播到希臘人的希利尼文化 —— 從猶太人到異教徒。直到今天，基督信仰仍然會透過調適，融入新語言和文化中 ，來接觸那些我們有時稱為未得之民的群體。

當信仰融入當地文化，就可以用自身的語言來實踐和表達。文化調適了的信仰，讓人能與神的話語進行與文化相關的對話，讓我們在聖經中找到自身問題的答案。文化調適了的信仰變成我們自己的信仰，幫助我們體驗基督教所宣講的神，祂也是我們自己的神，而非僅僅是其他民族的神。文化調適了的信仰不會與種族語言身分產生衝突。換句話說，一個人可以成為基督徒同時仍然是群體中的一員。我在基督徒與芬蘭人的身分之間並沒有看到衝突，因為我是在文化調適了的基督教信仰中成長的。

文化調適的核心是教會在群體中誕生並扎根成長。我開始相信，無論我們是否能夠透過帶有文化色彩的鏡頭來觀察，這總是需要一種類似「馬蓋文」（McGavranese）*的民族運動。

*馬蓋文 (McGavran)強調民族運動對教會的出現和發展舉足輕重。他觀察到，在集體主義文化中，信仰並不是透過個人回轉而傳開的 —— 即單一心靈的轉化，而是當一個宗族或一個部落成為基督徒時，信仰才會傳播開去。

在一個沒有經過文化調適的基督教群體中，一個歸信基督教的人，按定義來說，會在其出生文化之外發展出基督徒身分。這人會加入說另一種語言的信徒群體，在另一種文化的框架內實踐其信仰。原生群體通常會將這樣的轉變視為放棄自己的文化和群體。因此，一所本土化的教會並不是單純地透過逐一歸信基督，並隨著其信仰離開當地文化的個人而誕生的。

另一方面，我們確實知道，聖經翻譯的過程，和與歸信者同行，可以演化成民族運動和文化調適的信仰的誕生。例如，這就是在尼泊爾的洛米人（Lhomi）中發生的事情。因為洛米教會在翻譯的過程中誕生了，所以新約聖經的譯本就有人使用，帶來影響。

聖經翻譯古舊的新故事

因此，聖經翻譯的目的並不是這樣的故事：一旦聖經被翻譯好，那種語言的使用者就獲得這書，閱讀這書，然後成為基督徒；識字工作也要進行，好讓人能閱讀聖經。

聖經翻譯工作的意義，在於它消除或至少降低那些將群體與神的國度分開的語言和文化障礙。

如果成功的話，聖經翻譯能幫助基督教信仰的文化調適。這個過程的必要條件是一所教會的出現，而這所教會是採用了已故宣教學家博許（David Bosch）的思想，能基於與本土語聖經的對話，來實踐與其自身文化相關的神學。

當聖經翻譯以這樣建立自我神學的本土教會為目標時，一條將翻譯活動與生命轉化的個人、群體甚至國家聯繫起來的路徑，就變得顯而易見了。

透過這樣的敘述，那種將聖經翻譯視為獨立領域的普遍觀念消失了。我們有多少次聽到人們形容我們的工作「特別」呢？這項工作當然需要特殊技能，但無濟於事的是聖經翻譯被認為與其他宣教或教會工作脫節。這種觀點至少部分源於SIL 過去名義上的世俗運作方式。也許我們仍然受到這項政策的影響，它不鼓勵聖經翻譯員直接與教會聯繫。我們應該意識到，這是受到當時環境和態度所影響的，並且產生了有害的後果。

伙伴關係

現在是反駁的好時機：如果聖經翻譯是一切，那麼聖經翻譯就甚麼都不是！我是說聖經翻譯應該包括教會植堂和牧者培訓等等嗎？

不，不是的，關鍵不在於活動，而在於思維。聖經翻譯工作應該把重點放在相關人士最了解的活動上。然而，這些活動必須按著所期望的主要影響來計劃和執行。

當我說伙伴關係是關鍵時，也許我是多此一舉。我相信今天讀這篇文章的每個人都歡迎伙伴關係，但我也知道，我們對待伙伴關係的方式，取決於我們所認定的目標。如果我們的目標是一個譯本，我們或不需要教會或其他機構作合作伙伴。如果我們的目標是一個譯本，那麼當我們努力達至目標時，他們甚或猶如我們的競爭對手。

我記得有一個例子：我們一名成員在統籌一個聖經翻譯項目時，面對著相互矛盾的期望。一家國外贊助者所設的期限很緊，但翻譯員都是當地牧者，那翻譯員應否加快翻譯速度，投入更多時間，卻忽略他們的教會？如果我們的目標僅僅是做一本聖經，那麼教會也可能成為我們的競爭對手。

相反，如果我們的目標是一所本土教會在群體裏誕生並札根成長；如果我們的目標是基督教信仰的文化調適；如果我們從事聖經翻譯的態度，是要降低群體與神的國度之間的語言和文化障礙；那麼，我們就會看到其他人就如自己的朋友和伙伴，他們願見的影響跟我們一樣，即使他們沒有參與其中。

與教會緊密相連

本土語教會是實現聖經翻譯異象的關鍵。同時，芬蘭威克理夫的未來也跟芬蘭教會的緊密相連。我們聲稱我們的使命是増進基督教會和社群對聖經翻譯工作的參與。因此，我們在教會以外是沒有甚麼關聯的。如果芬蘭教會失去活力和異象，我們也無法有意義地履行我們的使命。

與教會緊密相連是宣教的首要選擇。如果我們只關心自己的機構，那麼就專心收集有宣教心的基督徒長者的遺產吧，我們大可繼續運作很多年，也許幾十年。可是如果我們那樣做，我認為我們就沒有忠於我們的呼召。如果我們口裏說希望看到神國度在「未得之民」中彰顯，卻忽略自己國家的教會，只試著壓榨忠心信徒那遞減的奉獻，拿到聖經翻譯的祭壇上，那麼我們就是偽君子。

任何基督教的使命都必須源於教會活潑又相關的異象。威克理夫的部分核心目標，必須是建立這樣的異象。如果教會失去了宣教的異象，我們機構的工作就會變成一場消耗戰，只能靠半真半假的行銷口號，把我們工作的真實性質，用可接受的後現代用語，隱藏在煙幕後，來推遲最終的失敗。惟有當我們成為教會參與宣教的靈感和工具時，我們才能保持相關性。

關鍵的一代

最後，談談新生代。兒童和青少年議題對芬蘭教會至關重要，對正在進行聖經翻譯工作的群體也同樣重要。我觀察到，從歷史上看，威克理夫和 SIL 運動很少關注兒童和青少年。我們主要按著對成年人需求的認知，來翻譯聖經，而成人識字教育也一直是伴隨翻譯的重點工作。

幾年前開始，除少數例子外，芬蘭威克理夫停止參與成人識字教育項目。這個決定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我們現在參與的教育項目主要關注兒童的母語學習。

毫無疑問，成年識字教育是有充分的理由去進行的，而定義甚麼是有意義的，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是我們的工作。然而，我們發現，如果僅僅用外語教育兒童，那麼到他們長大後，還要一代一代的學習閱讀母語聖經，這做法不可持續。 正如古老的芬蘭諺語所說，這就像挑水到井裏。

只有極少數的語言群體仍然完全與現代教育和科技隔絕。這對語言的未來帶來巨大的影響。如果今天的年輕一代不學習本土語的基本技能 —— 從識字開始，那麼其語言的預期壽命就會變得非常有限。教育對語言身分的影響力，使得這些年輕人不太可能繼續將他們的家庭語言傳給下一代。我的預測是，儘管可能很悲觀，今天基礎教育中未被使用的大多數語言，將隨著這一代人而消失。

對教會而言，情況也大致如此。今天，在並非使用其母語的教會長大的孩子，可能永遠不會獲得本土語基督徒的身分。今天不用來向孩子講述耶穌的語言，未來不可能作為基督教信仰的語言。

那麼，我們的任務是保護瀕危語言嗎？我的回答是簡單的不。不是。每個社區，每個家庭都可以自行選擇想使用的語言。 我們的異象不是關乎語言多樣性。我們的異象是關乎神的國度。然而，在這個我今天與你們一起建構的聖經翻譯故事裏，理想是：任何人、任何社群都不必放棄自己的語言，才能成為神國度的子民，並過有意義的生活。

為了讓井自然充滿水，我們必須關注年輕一代，本土語轉化生命的影響力，將通過他們流向未來世代。

結論

過去八年我帶領芬蘭威克理夫的方向是：與教會一起建立教會，我們希望藉著參與聖經翻譯，讓本土語教會出現、成長和札根，消除群體與神國度之間的語言和文化障礙，並重點關注年輕一代。然而，即使在最好的情況下，尋找這個方向仍是搖搖晃晃的，我更不止一次感到好像碰了壁。

我選擇從參與的角度來看我們的工作，而不是擁有。我們還沒有參加翻譯「最後」語言的競賽。這項工作在誰的旗幟下完成與我們無關。

然而如果是這樣，還需要我們嗎？聖經翻譯還需要芬蘭威克理夫嗎？

我不知道那是否需要我們。我不確定需要 —— 強調我們自身的重要性 —— 是參與宣教的最佳做法。即使沒有我們，神當然也能做到，而且祂一直如此。重要的是，靠著神的恩典，我們即使是來自基督教世界的邊緣，仍然可以跨越語言和文化的界限，參與祂的偉大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