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使命現狀報告
在1900年,世上最典型的基督徒是歐洲人;但在接下來的四分一世紀,這個人可能是個尼日利亞女人。
這一點,在洛桑運動新一份大使命現狀報告所提及的事情中,也許是最重大的全球轉變。基督教在歐洲和北美日漸衰落,卻同時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亞洲部分地區迅速增長。
洛桑取名於 1974 年的一次聚會,當時,來自一百五十個國家的基督教領袖齊集瑞士。在那次大會上簽署的一份盟約,至今仍獲信守:「挑戰基督徒共同努力,讓全世界認識耶穌基督。」
這份報告指出:「今天的宣教使命是從各大洲到各大洲的。除歐洲外,世上每個地區所差派和接收的宣教士,都比五十年前為多。」
即使這份報告篇幅甚長,涵蓋的信息遠遠超過一次會議所能討論的,我們仍請來威克理夫國際聯會的兩位領導團隊成員,探討一下它對聖經翻譯運動的影響。甘比(Paul Kimbi)是聯會聖經翻譯項目顧問;哈梅林(Bryan Harmelink)是合作總監。以下對話經過編輯:
聯會因這類型的知識和戰略思維而蓬勃發展,在這報告中有時甚至被引用為來源。你讀到的內容有讓你感到驚訝嗎?
甘比:
我們在非洲有這樣的人口統計數字,我並不感到驚訝。導至這現況的原因之一是民主政治空間擴大。我還沒有完全接受這一點。我認為大使命和宣教使命總是流向非洲的,即使是在寡頭政治或其他不民主的情況下。除宗教國家外,我沒有看到任何非洲國家封鎖流向非洲的宣教空間。
哈梅林:
關於多中心(polycentric)基督教的部分,我有些問題 —— 但我還沒有閱讀整份報告。在我開發的碩士課程中,我想改變我使用的術語,從「多中心」轉為「多地域」(polylocal)。我的主要問題是關於「中心」這個詞。聖靈所參與的地方遠多於可以被視為中心的,使用「多中心」一詞只是將焦點從西方單一的中心轉移到其他許多的中心。我不認為這足以辨識神在世上的作為是無處不在這特徵,也不取決於人們視甚麼為中心。
從被視為宣教工場到被視為宣教差派國家,兩者差距甚遠。這卻顯示出我們 —— 包括我自己 —— 人類想要成為中心的心態。然而凡有聖靈工作的地方,只要有兩三個人奉耶穌的名聚集,就是教會。
就基督教的發展而論,你認為一些非洲國家的情況,跟世界其他國家目前可能經歷的有何不同?有甚麼會令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感到驚訝?
甘比:
我正在思考一篇我讀過的文章的標題:「從非洲基督教化到非洲化基督教」。我認為基督教有許多非洲化之處,借用哈梅林的用語,基督教在非洲許多地方有很多本土化的情況。因此,我同意哈梅林的觀點,如果我們談論多中心,如果你來到像喀麥隆這樣的國家,政治首都或城市地區通常是(被視為)中心;然而,當你走到農村時,那裏才是你會遇到強健的基督教的地方。在那些農村裏,人們用自己的方式敬拜神。所以我認為,世界就非洲基督教的談論太籠統了。
報告一部分談及施予。我不確定它有沒有抓住施予在非洲處境下的真正意義。如果我們只用金錢來衡量施予,那麼我們永遠無法明白這村子裏一個老婦人在她農地附近的森林裏尋找木柴,然後帶來奉獻給教會的意義。那是給牧者的。你也永遠無法衡量這群年輕人所作的,他們到田去耕作,為牧者而耕作,讓牧者可得著其上的收成。這是在非洲,以及那些我認為可能無法衡量的地域發生的事情。每個農村都以自己的方式擁有基督教。試圖解釋基督教,卻不使用當地觀念、當地諺語和當地文化 —— 當世界看到非洲時,也許看到這些大類別,卻看不到這些在農村裏發生的事情細節。
哈梅林
這讓我想起曾廣海(Simon Chan)的著作 Grassroots Asian Theology(草根亞洲神學)。他在書中指出,除非你看到我們的信仰如何在當地、農村的層面活出來,否則你真的不了解亞洲神學。
隨著基督教本土表達方式的愈來愈多,在沒有太多外在影響的情況下,聖經翻譯運動如何應對事情在神學上朝壞方向發展的風險?
甘比:
我認為風險一直存在。想想猶太人對希臘事物的評論,以及希臘化的做事方式,風險早已存在。這就是神學家所說的融合主義的風險,但甚麼是融合主義呢?
哈梅林:
這是別人做的事,我從來不做。
甘比:
正是。這是一種方式,用來理解在我的文化中敬拜神的便捷方式。張力一直存在。
即使在本地社區內,也總是有詰問和相反觀點的互動;即使在本地社區內,也總是有聖靈的運行。我們應當察看這些,好知道我們所做的事情,和神向我們所啟示的,都表明我們在正軌上。
這是一條有趣的路線 ── 既想讓聖靈工作,又感到要對良好的教義負責。
哈梅林:
這讓我想起沃爾斯(Andrew Walls)一篇著作中的一章。他寫了一個外星人在教會歷史中不同時期到訪地球的故事。公元2世紀,然後在325年 —— 教會一次大公會議;然後在600年拜訪愛爾蘭一位修士。從那裏,他跳到19 世紀在英國召開的一次大型宣教會議。然後在1980年,參觀尼日利亞一所教會。外星訪客的結論是:在教會歷史上這些不同的時期,教會看來跟其他時期中的完全不一樣。1800年英國的宣教和教會領袖,會認為600年修士的作為是完全不恰當的。
重點是,同樣的多樣性也發生在今天的教會中,就如敬拜、宣講以及其他事情的形式。在賓夕法尼亞州我們這裏的教會,從世界其他地方前來的人,會猜疑聖靈曾否來到我們的教會。這話聽來有點誇張,在某處被視為活力充沛的東西,在別處竟然不存在。這些教會中的多種文化和其他形式的敬拜和聚會,是外部觀察者無法辨識的。
正因為此,異端的風險一直存在。這就是為甚麼我們真正的錨,始終是認清基督的身體是由聖靈來負責的,而神的靈正在透過教會作工 —— 即使是那些看似偏離真實教義的事情。
報告談到散居人口,並指出「未得之民不能再僅僅從地理上來定義」。從歷史上看,聖經翻譯運動大都是關乎位於特定地方的族群。這會改變我們的策略嗎?
甘比:
回到關於宣教從各處席卷到各處的那項聲明 —— 那是至關重要的。它要幫助我們考量為翻譯制定的策略。它要幫助我們從被稱為翻譯的傳統方法中轉變過來 —— 翻譯項目被構想為在一個遙遠地區裏的一個偏遠村莊,為一個少數民族而完成,因那語言僅用於那個地方。我認為這情況已不復再,而且它不僅僅橫跨世界,即使在國內,那個偏遠的村莊也在分散,在城市地區,遍佈全國各地,遍佈國際間。
如果你正在考慮開展一個翻譯項目,你腦子裏有那個村莊,你說:「說這語言的人住在這個地方」,我想你最終可能得到一本聖經,但並非一個族群。因為如果你到那裏去,你可能找不到說這語言的人。
因此,策略必須改變,媒體類型所帶來影響也必須改變 ——「我們翻譯了這個,一本書,我們來這裏因人們住在這裏。我們必須教他們識字,這樣他們才能閱讀這本書。」這也必須改變。如果說這種語言的人遍佈各處,而不僅僅在喀麥隆這個被包圍的本地地方,更是在馬里蘭州的街頭,那麼,為了宣教的緣故,你就必須尋找方式來接觸那些人,同時也要接觸這些人。
現在變得流行的改變範式之一,被稱為多模式翻譯。多模式和多媒體。我如何以一種讓世界各地的人易於獲取又方便的模式,來接觸他們呢?也許向那些生活在科技世界的人,我會用先進的科技和媒體;向那些生活在口語世界的人,則用口語科技及他們更容易接受的模式。
因此,我認為將翻譯局限於某個地理位置的想法,現在是有點不合時宜了。
哈梅林:
幾十年來,大部分工作焦點都放在偏遠鄉村。世界少數民族語文研究院(SIL)和威克理夫聖經翻譯會在聖經翻譯運動上的新領域,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因著自20世紀初以來,聖經公會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國家語言上,一如大多數的宣教機構。因此,SIL和威克理夫在聖經翻譯運動的重大貢獻之一,就是與世界上難以進入的偏遠地區中的邊緣化族群合作。然而這情況已經改變。現在仍然有一些偏遠的村莊,但正如甘比所說,這些社區已分散在自己的國家、鄰國、他們的大洲以至世界各地。我記得在墨西哥時聽過,當一些同事發現某個原住民群體在洛杉磯的人口,比在墨西哥村落的人口還要多,他們的第一個想法是:「我們要找方法將我們在這裏所做的東西,分發給在美國那邊的龐大群體。」
然後我想,一直都有人認為,仍然認為,散居人口現在生活在一個富裕的國家。他們有錢,可以支持在家鄉進行的翻譯工作。我不是說這些想法有錯,但如果我們僅僅限於分發或籌募經費,我認為我們還沒有達到應該達到的程度。因為這些即是那個社會、文化和語言的人,卻生活在不同的地方。
埃塞俄比亞威克理夫是我所知道,少數真的擁有一支我稱為跨國翻譯團隊的機構。為特定語言開展的工作,同時在埃塞俄比亞,和美國的散居社區中進行。因此,這不僅僅是一個分發問題或經費籌募問題,儘管這些問題也存在,但利用科技優勢,使團隊能代表散居在多個國家的人,我認為是個非常重要的舉措。
在我們結束這次對話前,當聯會機構領袖閱讀這份洛桑報告時,你會給予他們怎樣的忠告?有沒有可能被誤解的地方嗎?
哈梅林:
在提及非洲興起的部分,我的印象是,「非洲」這個詞用得非常不幸,因它幾乎把非洲說成一個國家而不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大陸那樣。這張圖表令我感到震撼,它意圖把美國置於撒哈拉沙漠和西非,藉此顯示這片大陸有多大,和他們可以融入這片大陸的所有國家。這圖表幾乎讓人覺得他們正在比較國家的大小。
有關非洲變得更民主的評論 —— 是的,你可以找到這樣的例子,但也有很多反例。我們可以依據某個特定年齡以下的人口數目,來談「非洲青年」。然而,我認為我們在聯會裏的,當使用即或是我們的地區名稱時,也必須謹慎 —— 是的,我們有美洲區和非洲區的總幹事,但使用這些術語,很容易忽略其中的複雜性。
甘比:
甚至我們將世界二分,談論北半球和南半球的思維方式,我認為也是來自一種二元世界觀。我們應用這些不必然存在的二元對立觀念,導致以偏概全。
我還想提提的一件事是大使命。我認為它假設每個人都明白大使命是甚麼。從我讀到的,大使命似乎只是宣講福音。作為聯會,我們談論的是整全事工,那講求被稱為道成肉身的事工。因此,大使命不僅涉及福音的宣講,也涉及福音的實踐。
哈梅林:
在某些地方,人們似乎傾向談論某種形式的全球基督教。在我來看,這也是一種警告。是的,理想的狀態是整個基督身體都能堅守我們信仰的核心要義。基督的生平、死亡、復活和升天,以及基督的身體在世上的樣式。所有這些核心內容。
但我不認為全球基督教真的存在。我們有多種本地表達信仰的方式,這些方式必須團結,在合一中保持多樣性。全球基督教可能不幸地被誤解為一種每個人都要遵從的強加形式。我們可以談論在世界各地找到的基督教,但我不認為這種全球基督教的想法,符合教會的地方表達。
這種「多地域」的焦點對聖經翻譯運動有甚麼影響?
甘比:
作為聯會,我們的價值觀之一是群體,屬於群體,並透過相互依靠來表達群體。我們如何運用我們的恩賜、知識和資源來滿足需求,並有效參與神的使命?這講求聖經翻譯運動內部的相互依靠。我們近來使用的比喻是生態系統。聖經翻譯運動是個包含子系統的大型生態系統。所有系統都相互關聯,並且是整體興旺所必需的。它需要謙卑,並謙虛地接受和提供意見。特別是對聯會來說,我們有參與溪流,從而辦識一些重點領域,而其他人可能把某些事情做得更好。這是一種互補關係。
我們須意識到這運動多地域、多語音的本質,留出空間讓所有人參與,同時認識到並牢記這是神的使命。
哈梅林:
前面引用了洛桑報告中的一句話:「今天的宣教使命是從各大洲到各大洲的。」這是事實,但聖經翻譯運動似乎仍在朝著這個現實邁進。如果我們想想在世界各地參與翻譯和項目工作的人員,就會發現非常重大的變化已經發生。
然而,如果我們看看這運動的其他方面,就會發現決策、資源配置和品質保證的流程需要更多改變,才能在全球處境下實現「多地域化」。目前,宣教模式仍存留著很多從「西方到其他地區」的思維。改變正在發生,但速度緩慢。我渴望有一天,各地基督身體的地方表達,能盡量充分地參與以教會和以社群為本的翻譯和品質保證過程。
撰文:Jim Killam,威克理夫國際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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